4月28日，阜阳市召开新闻发布会，给媒体提供一份《阜阳市小儿肠道病毒感染疾病防治工作情况》的材料。在这里，根本看不到政府的歉意或反省，相反，4月15日登报辟谣的内容已被巧妙“屏蔽”。耐人寻味的是，材料提到一个专门的工作措施是“积极应对社会反应，维护社会稳定”，要求公安等部门“坚持先行一步，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情况”。

　　如今，越来越多的人关心阜阳这次肠道病毒感染事件算不算“疫情暴发”。

　　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认为：“根据流行病统计学的标准，只有通过近几年来该地同一病例发生的频率，通过计算才能认定是否为疫情爆发，而这又是一种常见病，每年都有一定的病例，但是否有统计学意义，还需要进一步评价。”

　　为什么又是阜阳？

　　安徽省卫生厅会同财政厅已向阜阳市紧急拨付150万元专项经费，阜阳市财政也划拨120万元经费专项用于防治工作。但医疗资源却很紧张，患儿住院甚至需要“走路子”。

　　广大患儿需自行垫付高额住院费用。张开城住院6天，已花去医药费千元。家长说：“我们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，药费也许能报销，其他不清楚。”程见龙(化名)住院1周，已花4000多元医疗费，“要注射多针人体免疫球蛋白，很贵。家里快承受不起。”

　　有人认为，许多农村患儿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，还与卫生、医疗条件较差有关。然而，阜阳政府曾宣传，当地农村医疗条件不错，用以佐证的消息有：“阜阳建专用卫生室，农村染艾者可就地接受治疗”。

　　4月27日，疫情在阜阳已传染千余人，阜阳市的幼儿园并未硬性停课。在此4天前，各级专家已在阜阳市卫校召开紧急会议。在此3天前，各级乡镇已领取消毒液，对辖区内公共场所进行消毒。

　　一直到28日，阜阳市教委才发出通知，从即日起放假一周，5月5日起正式上课。昨日下午，记者来到当地有名的育红幼儿园，发现大门紧锁，一个写有放假通知的黑板竖在门边。显然，此前的一个多月，该幼儿园根本没有疏散儿童。

　　可以与上述情况对比的是，4月24日，由于手足口病暴发，新加坡关闭多家幼儿园。

　　阜阳方面表示，目前正加强疾病监测，对学校、幼儿园、村庄的环境卫生、饮水、食品卫生等进行治理和检查，全面开展防治工作。

　　可阜阳的某些善后做法仍令人生疑。昨日下午3时许，阜阳市卫生局办公室，一名女同志不接受采访，但给记者报上一个尾号为“888”的手机号。记者多次拨打该号，不通。40分钟后，通了，一名自称“市新闻办王浩”的人说：“不用采访了，你们直接上网看嘛。”

　　阜阳市各医院、幼儿园也被安排“不准乱说”。昨日下午，记者在阜阳市人民医院采访拍照时，相机险些被夺。数名医务人员及保安威胁说“要报110”。

　　死去的患儿家长不断向政府、医院讨说法，当地有关部门正集中精力做好安抚工作。一名官员向记者不经意间诉苦：“搞得大家都焦头烂额。”

　　坊间，“又是阜阳，又是婴幼儿”的慨叹声不断。2004年4月，毒奶粉事件引起多名儿童殒命，当地有关部门言之凿凿说要吸取教训。可仅过4年，剧情重复的悲剧上演，且当地政府的“捂盖子”手法依旧：让“专家”在该市媒体上辟谣。

　　著名评论人“十年砍柴”昨天指出：我立马想起4年前该市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一席话，“我不想去引咎辞职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，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，是为了加强。可在阜阳市政府网上，杜女士还赫然在副市长之列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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