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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规范背后是部门利益膨胀失控的现实，孙琳说，各部门竞相利用手中的权力取得财政预算外资金，一是各种各样的行政收费项目，主要集中在公安、建设、工商、房管、教育等所谓“肥差”部门；二是下属实体上缴收益，它们在其主管部门的“势力范围”中享受着优先甚至垄断所得的暴利，以上交管理费、承包金及年终机关福利的形式汇入部门利益，成为公务员隐性收入的主要来源。
此次规范严厉要求，对各项政府非税收入，一律上缴财政专户，由财政部门统筹安排。津贴补贴的发放也一律通过财政集中支付平台，以银行卡形式进行，禁止任何名目的现金、实物以及有价证券。
这意味着大量受益于此的公务员遭受减薪阵痛，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获悉，此番规范，上海市直机关中以公安、税务、财政等强权部门受冲击最大，至区县一级，则减薪范围更广，幅度尤甚。
至今，尚无权威资料汇总此次规范导致的各部门公务员收入具体升降情况，但此间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，曾有记者以下降45比例的说法求证，发言人称，有升有降，属于正常的规范范围。
民主党派机关等清水衙门，此番成为受益者，上海一民主党派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该党派机关人员改革后将获得30左右的收入增长。“这是历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调升。”
抹平行业差、职级差
试图抹平公务员系统内的巨大收入差距，亦是规范方案的另一目的。
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泽民曾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，专门提出缩小公务员收入行业差与地区差的建议，他总结上海的公务员差距现状为，市里比区里低，区里比乡镇低，乡镇又比街道低。
究其原因，主要是越往基层单位，越承担具体的招商引资和创税职能，由此带来不菲的超额绩效奖励。在部分区县，初级干部单此一项可增收五万甚至更多。
早在四年前，上海市亦曾出台名为《加强市级机关工资外收入分配管理的意见》，对工资外的补贴和津贴收入要求与公务员德、能、勤、绩的考核情况紧密结合，真正发挥有效激励作用。
当时亲历改革的一位机关干部对记者回忆，彼时市里实行总量调控，但还是给各区县充足自主权，这使得区县之间收入差距并没有得到有效弥合。
而四年后的今天，改革正强力向纵深发展，上海市社科院权衡研究员亲历两次改革，评价今次的规范是“动了真格”。
与既往改革多政策强调不同，今次规范以具体的量化措施杜绝改革被扭曲或分解的可能，随规范方案下发的有一份秘不外传的表格。知情者称，正是按照公务员的职级、供职年限，对改革后的工作津贴和生活补贴，一一指定精确到个位数的标准。南方周末记者获悉，工作补贴每人每月最高2070元，最低1010元，生活补贴每人每月最高4430元，最低1980元，其间划分数十档次。
依照规范精神，全市所有公务员将统一以此为标准，按图索骥即可。
为了避免削峰填谷有可能带来的震荡，规范方案保留了一名为改革性补贴的名目，作为工作津贴和生活补贴的补充，并允许各区县之间存有一定的差距。
南方周末记者获悉的数字显示，比如浦东，改革性补贴基数定为23000元每人每1年，而松江区则为17000元左右，二者差距已骤然缩小至6000元上下。
此外，规范公务员津补贴差距的另一体现是，同一部门内，不同层级之间的差距也受量化约束，方案硬性要求，工作津贴和生活补贴之和，正局级与科办员高低比例为2.5∶1。
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，越是层级高的领导可能承受的损失越大，上海某区的区领导，年收入据说下降7万元。“领导带头减薪，使得下属也无话可说。”上述青浦区科级干部无奈表示，但他仍心存微词，“领导通常有巨额的职务消费，津贴补贴的降低，其实对生活无明显影响，而大量的科办员则牵一发动全身。”他说。